1996年3月，台海局势骤然紧张。台湾方面选举在即，李登辉频繁发表讲话，试图稳定岛内情绪。一次公开场合，他提到大陆方面发射的“都是空包弹”，即便下雨，也“不容易点着”。这句话在台湾被当作安抚民众的话，在大陆情报部门听来，却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因为外界只能看到演习规模和公开报道，无法知道弹药性质、训练安排等细节。李登辉若只是凭猜测发言，未必能说得如此具体；若有人向他提供了内部信息，那就意味着解放军内部存在泄密渠道。
这不是一句普通的竞选口号。
1995年5月，美国方面允许李登辉以学术交流名义访问康奈尔大学。访问期间，他发表了一些带有明显分离倾向的言论，引发大陆强烈反应。此后，南京、济南、广州等军区相继加强训练，东南沿海的军事行动不断升级。
1995年8月，解放军在相关海域展开军事演练；同年11月，福建东山岛一带举行了联合训练。到了1996年3月，海陆空力量参与的演习进入关键阶段，并在台湾海峡附近进行导弹试射。大陆的目的，既有军事震慑，也有检验部队协同和远程打击能力的考虑，并不等于已经决定立即发动战争。
美国随后派出航母进入台湾周边海域。外部力量介入，使原本紧绷的局面更加复杂。演习按计划结束后，军事行动本身告一段落，可泄密问题并没有过去。对军队而言，演习暴露出的安全漏洞，比演习场上的某个动作更值得追查。
调查人员很快把目光放在军械系统。相关机密并非普通文件，而是涉及武器装备、作战准备和军队调动。能够持续接触这些信息的人，级别不会太低；能够把信息送出去的人，也必须具备相应的身份掩护。
案件后来查明，泄密链条中有两名关键人物：总后勤部军械系统的刘连昆，以及与台湾方面接触的邵正宗。两人身份不同，却被利益和私欲拴在了一起。
邵正宗早年参军，长期在后勤部门工作，后来担任军械系统干部。1989年前后，一名以台商身份活动的台湾情报人员张志鹏，与他建立联系。对方没有一开始就提出危险要求，而是通过吃喝、送钱和物质诱惑逐步拉拢，随后又利用偷拍材料控制邵正宗。
这种方式并不高明，却很有效。人的防线往往不是一下子崩塌，而是在一次次“只拿一点”“只帮一次”中被撕开。邵正宗为了向台湾方面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把注意力放到了更高层级的军械干部身上。
刘连昆的问题，则早已有迹可循。
他1933年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，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，后来长期在军队任职。1988年，刘连昆被授予少将军衔，担任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。按他的资历和职务，本应清楚军械情报的分量，也更应明白泄密可能造成的后果。
遗憾的是，职务升高并没有让他摆脱贪欲。此前因经济问题受到处理后，他没有真正反省，反而心生不满，常在熟人面前发牢骚。邵正宗正是利用了这种情绪，先顺着他抱怨，再把“待遇”“补偿”说成理所当然的交换。
1992年前后，经邵正宗牵线，刘连昆与台湾情报人员王宝元接触。对方开出的条件并不隐晦：每月固定报酬，情报另行计价，今后还可以安排身份和待遇。刘连昆曾提出：“我是少将，待遇不能太低。”这场讨价还价，本身就说明他已经把军人身份当成了索价筹码。
第一次见面后，他拿到了一笔“诚意金”。此后，涉及军队装备和军事准备的情报陆续被送出，报酬不断增加。面对敏感会议和内部活动，他不再像普通干部那样听取工作安排，而是刻意搜集细节，再通过秘密渠道传递。
李登辉那句“空包弹”，让他意识到台湾方面掌握的信息已经具体到危险程度。相关人员判断，泄密者很可能就在高级军械系统之中。刘连昆一度想退出，但台湾方面不愿放弃这个重要线人，只是为他更换联络人，试图降低暴露风险。
国安部门随后展开长期侦查。经过近三年的摸排，1999年3月29日，刘连昆在广州一家酒店与接头人会面时被捕。此时，他从台湾方面获得的报酬据称已达数百万美元，但那些钱大多不敢动用，生活表面上仍保持朴素。
邵正宗也未能逃脱。两人最终因间谍犯罪被判处死刑，并于1999年8月被执行。一个从军械岗位伸手，一个替外部情报机关寻找突破口；台海上空的军演结束了，他们留下的泄密案，却成为那场危机中最沉重的一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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